2026年2月9日
自成为一名临床科学家以来，我有幸亲历了基因组学的完整发展进程。事实上，“基因组学（genomics）”一词诞生于1987年，也是在那一年，我完成了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学习。如今，我加入因美纳——一家与基因组技术革新紧密相连的公司，对我而言，既是新的起点，也仿佛与时代的脉动再次相遇。
坦率地说，我的职业路径并非早年精心规划的蓝图。我在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获得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。按常理，我本应前往其他机构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和博士后研究，但因为我的妻子当时仍在华盛顿大学攻读医学学位，我们决定留在圣路易斯。也正是在那里，我希望拓展自己在细胞生物学之外的科研视野，于是我拜访了酵母遗传学家、同时也是基因组学早期倡导者的Maynard Olson教授，探讨加入其实验室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可能。我们的初次会面持续了近三个小时，我很快被他极具前瞻性的远见所吸引，早在基因组学尚处于萌芽之时，他已预见到：基因组学终将重塑医学实践。
进入实验室后，Maynard给予了我极大的自主权，甚至坚持由我来汇报并答辩我们共同撰写的资助申请，争取成为最早参与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的基因组中心之一。幸运的是，项目最终获得了支持，Maynard随即让我牵头构建人类7号染色体物理图谱，这也成为我全程参与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的起点。当时，我们都隐约感到这项工作终将深刻影响人类健康，但对于具体如何实现、何时实现，仍是一片茫然。
回顾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，基因组学界取得的进展令人叹服。当年我们绘制7号染色体图谱时，主要依赖的是桑格测序和聚合酶链式反应（PCR）技术。当时这些方法堪属前沿，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其效率相当有限——测序一个基因往往需要数天甚至数周；而如今，完成单个人类全基因组测序仅需数小时。
2003年，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正式完成，首个人类基因组序列的成本约为10亿美元。这一里程碑固然值得自豪，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，要让基因组学真正走入医学实践，测序成本必须大幅降低。在病理学方面的经验让我意识到，如果人类基因组测序的价格能够降至约1,000美元，那么它就有望成为常规的临床工具。但在2003年，“1000美元基因组”听上去就像是天方夜谭。
加速前行
1994年，我加入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（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, NHGRI），开启了近31年的职业生涯，并于2009年底担任该所所长。无意间，我再次踏中了时代的浪潮——当时，基因组医学似乎已触手可及，我期望NHGRI能支持必要的科研工作，推动其成为现实。
在竞聘所长一职时，我曾写道：“现在我们不仅要驶向基因组医学，更要踩下加速踏板。”实现这一愿景需要多方努力，“1,000美元基因组”正是其中的关键。
然而，这一目标实现的速度远超我与大多数人的预期。测序成本的快速下降，使研究人员得以梳理出人类群体中数以百万计的基因组变异，并逐步深入揭示这些变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。
这些进展很快提高了研究人员识别罕见遗传病相关基因的能力，成果之丰硕令人瞩目。1990年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启动之初，仅有61种罕见遗传病的致病基因被明确；如今，这一数字已突破6,000。癌症基因组学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，无创产检更已成为产科的主流实践——而这些，不过是基因组医学未来宏图的冰山一角。
在“人类基因组计划”进行期间，乃至2003年项目完成时，我都曾以为基因组医学的全面落地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。能够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见证如此成就，确实令人欣慰。
临床多组学的序章
如今，作为因美纳首席医学官，我的职责与过去在NHGRI的工作一脉相承——始终致力于推动基因组学发展以改善人类健康。
当下正是一个格外令人振奋的时刻。我们曾见证测序速度和成本的不断突破，如今我们也看到了更多关键进展的涌现：无需复杂样本前处理的创新技术，正持续降低基因组分析的门槛；超越单纯基因组测序数据的全新应用，正在带领我们解锁更加丰富的多组学数据。
随着基因组及多组学数据的生成变得更加快速、简便、可负担，测序技术也在惠及全球更多人群。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——每个新生儿在出生后不久即可完成全基因组测序，为其提供一份可终身受益的基础健康档案。
我常常提醒自己，当年攻读两项博士学位时，这一领域尚未诞生；如今我却有幸在其中承担领导角色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，也激励我持续探索蛋白质组学、转录组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。临床多组学的新时代才刚刚拉开序幕，更具突破性的进展仍在前方，我对此充满期待。
